乡村劳动力老龄化、乡村人力资本与乡村振兴

一、 城乡老龄化状况和乡村劳动力老龄化

1.1 全国老龄化问题

老龄化不仅是当今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难题，更是全球人口结构变化的主要趋势之一。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人口老龄化不仅呈现出速度快、规模大和“未富先老”的突出特征，更是缺乏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实践经验。为了应对这一严峻经济社会问题，国家在《“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首次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上升为国家战略，更是在2021年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进一步强调了当前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紧迫性与重要性。

根据2021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从全国不同年龄阶段人口比重变化趋势来看，0-14岁和15-64岁人口比重正在不断下降，而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则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从2000年的7.0%上升到2020年的13.5%，增幅达到6.5个百分点，已经接近联合国定义的“深度老龄化”社会，老龄化问题十分严重。由于老龄化是年龄组推移的结果，由此可以预见2021年及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并不会发生变化。

表1 全国不同年龄阶段人口比重变化趋势(%)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21》

1.2 全国老龄化的城乡对比

在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特点仍然存在。表2是根据全国人口普抽查报告数据整理所得，由表可知，2000年60岁以上乡村人口占乡村总人口的比重比城镇人口占城镇总人口的比重仅高出1.24个百分点，而到了2020年则高达7.96个百分点，城乡之间人口老龄化的差距正在不断扩大。相比于城镇而言，农村在医疗、养老等基础设施建设上均相对落后。如若不能及时应对这一人口变化问题，城乡之间则会进一步割裂，而乡村振兴也难以实现，这将对农村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巨大的冲击与挑战。

表2 普抽查年份全国城乡60岁以上人口占比

      数据来源：《全国人口普抽查报告》

1.3 乡村劳动力老龄化

随着乡村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深，老年人口所占比重的增加会降低适龄劳动人口比重，降低劳动参与率，减少劳动供给时间，降低劳动供给质量，从而减少劳动力供给规模，引发劳动力人口老龄化。

1.3.1 城乡劳动力人口平均年龄

下图为依据普抽查数据所计算出的全国劳动力人口平均年龄。从1985年到2020年，无论是全国、城镇还是农村的平均年龄都呈上升趋势。全国平均年龄从1985年的32.25岁上升到了2020年的39岁，城镇的平均年龄从1985年的33.03岁上升到了2020年的38.73岁，农村的平均年龄从1985年的31.99岁上升到了2020年的39.43岁。在上世纪9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工业化迅速发展的东部沿海城市加大了对劳动力的需求，一大批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而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由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需要，更大一批农村富余劳动力（主要为年轻劳动力）迁入城市，导致城镇和乡村的劳动力人口平均年龄差异逐渐缩小。由此可见，无论是城镇还是乡村，全国老龄化程度都在不断加深。

图1 全国劳动力人口平均年龄（普抽查数据计算结果）

1.3.2 各省乡村劳动力老龄化情况对比

图2是2020年大陆各省的乡村劳动力人口平均年龄的横向比较，按乡村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年龄由高到低进行排名。总体来看，大陆各省乡村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年龄分布从37岁到41岁，其中乡村劳动力人口平均年龄排名前五的为浙江、黑龙江、山东、内蒙古、吉林。

图2 2020年各省乡村劳动力人口平均年龄排名

浙江、江苏、山东等华东地区省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乡村老年人相对于其他省份而言拥有更高的营养健康条件和医疗卫生条件，这为劳动力人口老龄化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因此乡村老年人的预期寿命将会延长。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依照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所计算的省份平均预期寿命来看，浙江省以77.73岁排名第四，江苏省以76.63排名第五，而山东省则以76.46岁排名第七。相对而言，这几个省份都属于长寿大省。

重庆、四川等西南地区属于劳务输出大省，而黑龙江、吉林、辽宁也是近年来典型的人口流出大省。这些地区的农村劳动力持续外流可能是导致其乡村老龄化严重的重要原因。

根据《2020中国人口普查年鉴》显示，黑龙江、吉林和辽宁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仅为0.76、0.88、0.92，是除上海外总和生育率最低的省份，而乡村劳动力人口平均年龄较高的江苏、浙江、湖北、重庆、内蒙古等地的总和生育率均位于倒数十五的范围内。这说明，这些省份出生人口下降在一定程度上也会造成乡村劳动力人口老龄化。

二、乡村劳动力老龄化和人力资本

2.1 乡村劳动力老龄化与乡村劳动力受教育情况

受教育程度是一个重要的人力资本特征，乡村劳动力的老化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力资本的分布与开发。

图3 2020年乡村劳动力人口高中及以上占比与劳动力人口平均年龄散点图

图3是2020年乡村劳动力人口高中及以上占比与劳动力人口平均年龄散点图。东北三省乡村劳动力人口平均年龄较高，但乡村劳动力人口高中及以上占比却很低。这说明作为人口流出大省，大多数受教育水平较高的乡村青壮年劳动力都倾向于外出寻求发展，留下了受教育水平较低的老人。而作为人口流出大省的四川、重庆也有相似的情况。首都北京是典型的人口流入省市，其发达的政治、经济、文化水平对周边大多数省份产生了“虹吸”效应。例如河北、山东、内蒙古等。这些省份同样面临乡村劳动力人口老龄化较为严重的同时受教育程度也不高。在未来，这种情况将会极大制约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从人力资本角度而言，这些省份需要继续加大人力资本的投入，并探索多样化的老年人力资本开发途径。

浙江、江苏等地虽然乡村劳动力老龄化较为严重，但乡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较高，这在一定程度上为这些省份应对老龄化提供了人力资本支持。

新疆和贵州则与此相反，乡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较低，但乡村劳动力相对而言较为年轻。这些省份未来发展有一定的劳动力供给支持，可以通过加大教育投入来实现地区发展。

广东作为经济大省，近年来一直是人口流入大省。其人口出生率更是在近四年内稳居全国第一。这些因素促使其成为乡村劳动力老龄化程度较低且乡村劳动力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地区。可以预见，广东在未来经济发展中的强大优势。

2.2乡村劳动力老龄化与乡村J-F人均人力资本情况

受教育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人力资本的水平，而J-F人力资本指标则更能反映未来的收入潜力。图4和图5分别为2020年乡村实际人均劳动力人力资本与劳动力人口平均年龄散点图和2020年乡村实际人均人力资本与劳动力人口平均年龄散点图。

乡村实际人均劳动力人力资本与劳动力人口平均年龄之间的关系与上文中乡村劳动力老龄化与乡村劳动力受教育情况相似。江苏和浙江虽然乡村老龄化较为严重，但人均劳动力人力资本较高，对未来经济发展能力可以起到一定支撑作用。图3中福建农村劳动力高中及以上比例不到25%，位列中游，但在图4中其人均劳动力人力资本却位居第二，仅次于浙江，展现出未来发展中的收入潜力。

东北三省的情况与图3相似，不仅乡村劳动力老龄化较为严重，收入潜力也仅位于中下游。青海西藏的乡村人均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处于末位，但乡村劳动力人口平均年龄却并不低，其未来发展和收入潜力可能存在较大隐患。

相比而言，广东和河南不仅乡村老龄化程度较低，且拥有较高的人均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未来发展潜力很大。而北京在图3中乡村劳动力高中及以上占比将近50%，遥居全国第一，但在图4中乡村人均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却不是最高的，或许反应了北京乡村地区人力资本的收入潜力开发还有待提高。

图4  2020年乡村实际人均劳动力人力资本与劳动力人口平均年龄散点图

图5乡村实际人均人力资本与劳动力人口平均年龄散点图总体上与图4相差不大，但仍有部分省份有较大变化。湖北乡村实际人均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在全国排名中等，但其乡村实际人均人力资本水平却很低。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公报，湖北省全省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20.42%，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14.59%。而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18.70%，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13.50%。由此可见，湖北省的老龄化程度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老年非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潜力普遍低于青壮年，这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对人均人力资本产生负面影响。相反，福建省乡村人均人力资本水平相比于乡村人均劳动力人力资本在全国排名中拥有更好的表现，或许反映出福建老年非劳动力人口的人力资本和收入潜力也得到了相对较好的开发。

图5 2020年乡村实际人均人力资本与劳动力人口平均年龄散点图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在乡村劳动力人口快速上升的背景下，尚有较多省份人力资本的提升还很有限，这或将影响这些省份未来收入提升的能力。这一点从表3中也能得到印证。表3为乡村劳动力老龄化与乡村人力资本及乡村人力资本与乡村收入之间的相关性分析。所用数据为除上海外全国30个省市2020年间的乡村劳动力人口高中及以上占比、乡村实际人均劳动力人力资本等指标。子表1中乡村劳动力平均年龄与乡村人力资本之间没有呈现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反应出乡村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未能跟上老龄化的趋势。而子表2中，乡村人力资本与乡村收入之间显著正相关，也暗示乡村人力资本水平不足抑或造成收入的不足。这警示我们要重视乡村劳动力老龄化、加大乡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投入与开发，否则将会影响乡村地区未来收入增长。

表3 相关性分析

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

三、 乡村劳动力老龄化、乡村人力资本与乡村经济

3.1 乡村劳动力老龄化与收入

图6 乡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乡村劳动力平均年龄散点图

图6展示了乡村劳动力平均年龄和乡村人均收可支配收入的关系。如果说图4和图5展示的是乡村老龄化与收入潜力的关系，那么图6展示的则是乡村老龄化和当前收入的关系。浙江、北京、天津、江苏和福建年龄虽不算处于低位，但收入依然领跑全国。这几个省份人力资本也处于较高水平，相信未来收入潜力仍有较强支撑。而东北三省不仅乡村劳动力老龄化处于高位，且乡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力资本也都处于中下游，未来收入增长恐将持续受限。广东乡村劳动力人口较为年轻，经济收入较高，虽不及前五省，但因其人力资本水平也较高，且老龄化并不严重，未来发展前景较为看好。甘肃、青海、西藏、云南等地乡村经济收入水平较低，但其劳动力人口并不十分年轻，且人力资本水平也排名靠后，其未来发展潜力将面临很大制约。

3.2 乡村老龄化、乡村人力资本与乡村经济

图7 乡村实际人均收入、乡村实际人均劳动力人力资本、乡村劳动力人口高中及以上占比、乡村劳动力人口平均年龄增速（以1985年为基期）

如图7所示，从全国来看，以1985年为基期的乡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增速、乡村人均劳动力人力资本累计增速、乡村劳动力人口高中及以上占比增速与乡村劳动力人口平均年龄累计增速在总体上都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尤其是在1999年开始实施高等教育扩招政策后，乡村地区的人均劳动力人力资本和乡村劳动力人口高中及以上占比呈现出迅速增长的态势，而乡村地区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在2004年三农政策实施后也进入了增长的快车道。自1982年党的十二大将计划生育确定为基本国策以来，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人口就已过度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发展阶段。自1990年起，乡村劳动力人口结构发生变化，劳动力人口平均年龄不断增长。在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下收入依然能保持快速增长，人力资本在其中、包括在充分发挥地方政策等方面具有不可磨灭的作用。

但从上升的速率来看，乡村劳动力年龄的增速稳步线性上升，老龄化进程还将持续加快。进入2000年以来，乡村人均收入的增速呈指数型增长，而人均人力资本和乡村劳动力人口高中及以上占比的增速基本呈线性增长，其中高中及以上占比近年来甚至增速放缓。在乡村持续老龄化的背景下，人力资本的增速跟不上人均收入的增速。长期来看，老龄化会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影响人力资本从而抑制经济增长，影响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进而影响乡村经济和收入的长期增长水平。因此在乡村劳动力老龄化的背景之下，加大乡村人力资本的开发和再投入，是促进乡村持续增长，实现乡村振兴的必要措施。

四、 政策建议

在经济快速增长，脱贫攻坚硕果累累的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乡村劳动力人口老龄化进程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并不协调，乡村面临“未富先老”的难题。乡村劳动力人口老龄化也来带乡村人力资本发展的不平衡，甚至导致乡村振兴人才的匮乏，从而影响乡村地区的产业振兴，进而加剧城乡与地区之间的差异。因此，为了应对老龄化，促进乡村经济增长，实现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发展和人民共同富裕，我们应当加大对乡村人力资本的投资，通过改善人力资本配置效率来消解老龄化的对经济的负面影响，从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此外，我们还要关注老年人在人力资本再开发中的潜力。关注老年人的就业需求，充分发挥老年人工作经验丰富的优势，转变老年人力资本开发结构。

不同省份面临不同的老龄化和人力资本情况，可按自身特点进行发展。例如，对于浙江、江苏等乡村老龄化严重但乡村人力资本和经济收入均较高的长三角地区而言，可利用其人口净流入大省的经济优势，积极引进优秀的外来人才以平滑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对于重庆、四川等老龄化程度较高而乡村人力资本和经济收入水平一般的西南省市则可以加大其人力资本的投入与再开发，例如优化其健康与人力资本的投资，发展与人口老龄化相适应的银发经济等。而对于东北三省等人口流出大省来说，其老龄化严重的同时乡村人力资本和经济收入水平均较低，未来发展隐患较大，则可以通过适度的制度创新促进乡村人力资本的作用发挥，从而拉动乡村经济发展。

（乡村振兴项目学生团队）